無火不成烽煙

(吳志森‧三言堂‧20111202)

《頭條新聞》的拍檔小豪子寫<有火才是烽煙節目>，我百分百認同。

年輕的小豪子有所不知的是，這類聽眾來電節目，三、四十年前不是這個模樣，發展到今天的「烽煙」，有其歷史的必然。

聽眾來電節目，是港台創風氣之先。先有<太平山下漫步>、<電話說心聲>，後又發展到<八十年代>、<九十年代>、<自由風>和<千禧年代>。

殖民地時代，政治保守，電台節目開放給聽眾發表意見，是不得了的大事，把關極嚴。那些年，殖民地子民，不習慣公開發表意見，打電話到電台，差不多都是投訴和問詢。投訴哪個地方哪條後巷有垃圾鼠患，問詢輪候公屋何時有結果等等。

那時候，官僚主義極為嚴重，貪污行賄觸目驚心，莫說市民有冤難伸，即使是投訴衛生，查詢申請，都如石沉大海，毫無回音，除非你懂得寫信到《南華早報》，才會獲得特殊優待，迅速回應。聽眾來電節目，有官員坐鎮，直接解答市民問題，簡直千載難逢，當然是極受歡迎。

電台的前輩告訴我，反應最好，最多聽眾來電的嘉賓，是房屋署的官員，他們拿著一本大簿上電台，是公屋的輪候紀錄，聽眾來電查詢，說出輪候號碼，官員翻查資料：「就到啦，仲有七月個月」。

那是木屋滿山的年代，上樓住公屋是人生的頭等大事，有甚麼比由官員親口證實你可以上樓的日期更值得慶祝，一個答案，令苦候多時的木屋居民，猶如中了馬票一樣。

時移世易，民智漸開，政府也開始著重民意和參與，聽眾來電，再不局限於投訴和問詢，而是發表意見。八十年代，節目形式是phone-in，即也是聽眾來電，卻談不上有甚麼烽煙。節目不一定有特定主題，主持人也只像交通警察，介紹完事件背景，然後接電話，李生講完到黃生，周生收線，下一位是梁生，充分做到中立持平。節目就如白開水，眾聲喧嘩過後，聽眾不會留下丁點深刻印象。

後來的發展證實，節目主持人只做交通警察，無法滿足時勢需要。聽眾期望主持人有個人風格，有獨立見解，為他們分析複雜現象背後本質，提出不同角度思考。真正的烽煙四起，在九十年代順勢而生。

感激

(吳志森‧三言堂‧20111129)

上了港聞版，這幾天上班，在港鐵、小巴上，打招呼的人多了，遙距給我鼓勵的眼神，一個打氣的動作，主動一點的，會上前傾談：「聽到你被『叮走』，好唔開心，好難過….」說得最多的，是個「撐」字：「撐你呀！」「你撐住呀！」他們有時會說頗為激動，反而要我安慰。

這類電郵，當然更多了，不只輕輕幾句，而是激昂憤怒的寫滿幾頁，慨嘆自由的萎縮，空間之收窄，回歸十幾年，香港昔日的光輝已經不再，而且人心麻木，即使溫水煮蛙，還以為自己在享受溫泉。

網上面書，討論港台改革，主持「被叮」，更是熱火朝天，一個「撐」字，也成了當然的主題。也有網友成立了專題群組，希望引起更多的關注和迴響。

非常感謝聽眾讀者的關心和支持，數量實在太多，這幾天也太疲累，沒法一一回覆，謹在此謝過。

也有一些朋友來電，他們最關心的，是我的經濟情況，有些更馬上給我介紹工作。失了一份定期工作，當然也少了一份固定收入，感謝你們的關心，我的經濟暫時不成問題。兩個女兒還在求學年齡，還未能自立，但我們的生活非常簡單，沒有奢華的物質要求，開支也不算很大。還有點穀種，生活不能算是無憂，但還是可以過得下去。

突如其來的變化，打亂了我的生活。養家糊口的工作固然要重新安排，我對傳媒、對評論工作的熱愛，早已成為生活一部份，用甚麼形式再參與？過了這輪忙亂，要重新思考。

我對被「叮走」沒有憤怒，沒有不忿，因為在如此這般的大氣候下，我早有心理準備，這一天遲早要來。但我有失望，是對人的失望。

報上評論說事件沒引起社會強烈反響，是因為「溫水煮蛙日子有功」。但據我所知，這是背後「吹風」的結果。事情未爆發，港台派人大包圍四出吹風，凡可能會出聲的意見領袖黨派中人都無一遺漏，不少被似是而非的歪理說服了，即使出聲，也是不痛不癢。

四出吹風，為決定落力解釋的港台人，不少，都是思想開明擁抱普世價值，我視之為頗有共同語言的朋友，但權力之腐敗，謀略之恐怖，雖然認識多年，令天，他們的面孔都變得非常陌生。

這一天遲早要來

(吳志森‧明報三言堂‧20111126)

我做新聞出身，最怕是看到自己的名字上新聞版，因為十居其九都不會是好事。

無奈的是，在三十年新聞生涯裡，上了好幾次港聞版，都與我的工作調動有關。

第一次是2004年。03年五十萬人上街，風頭火勢，之後一年，發生名嘴封咪事件，而我就由早上的《千禧年代》，調到黃昏的《自由風》，事出突然，官方作出的理由又是那麼的邏輯不通，莫明其妙，引起坊間不少反響。我的調動與名嘴封咪扯在一起，上了報紙頭版，掀出不大不小風波。

事情總算告一段落，除了間中被左派報紙愛國打手點名批評外，我主持《自由風》雖有各種壓力，總算平靜無事。

後來，我加入了惹火電視節目《頭條新聞》。一貫嬉笑怒罵，繼續陰陽怪氣，必然是權貴眼中釘。當權者愈來愈聰明，不會公開發作，只會透過內部權力運作悄悄進行。

高層內部批評《頭條新聞》，並指不能接受主持人諷刺政府的手法，更說要換主持，又鬧上了港聞版。我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港台「部頭合約」員工，內部大事我無權參與，也不會獲得知會。我沒有甚麼內幕消息，記者打電話問訊，叫我回應，我能猜測些甚麼？

西線無戰事，過了一年幾個月，被「叮走」的一天，終於來了，又一次，上了我極不願意見到的港聞版。

打從2004年突然從《千禧年代》被調到《自由風》，我每天都有心理準備，這一天遲早要來。我主持了七、八年《自由風》，可以說，每一天都是賺回來的。

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，又要做公營廣播機構，存在著根本的不可調和的矛盾，說得不好聽，是又要做婊子，又要立貞節牌坊。這種矛盾，幾乎在每一個節目都出現過，編輯自主與宣傳機器的衝突，監察政府與官方喉舌的拉扯，每一天都在發生，不過沒有爛到出面而已。我的存在，或許只是一個奇迹，試問，奇迹能永遠繼續下去嗎？

去年12月至今，愛國左報指名道姓批判我的文章，多達七十篇。打手們都仔細監聽我的節目，反覆閱讀我的文章，再斷章取義，進行批判。多了這批讀者和聽眾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，但他們希望的事發生了，目的達到了，今後會清閒多了。

《頭條新聞》還會遠嗎？

(吳志森‧蘋果‧20111130)

事前毫無徵兆，也沒有任何蘊釀，港台高層在飯局中，宣布撤去我在烽煙節目《自由風自由phone》主持人的職務。突如其來，打亂了我的生活，倒翻了我的計劃。

整個星期，都在忙亂之中度過，記者訪問，電視論壇，回應聽眾讀者在面書在電郵的查詢和慰問。一星期過去，靜下心來，想想未來的路應怎麼走，愈想，愈覺得悲涼。

傳媒生涯三十年，間中會有一些短時間停頓，但基本都能延續不斷。我以傳媒人自居，也以傳媒人自傲，回歸十多年，香港在各領域，尤其人權自由，言論表達，都在急速倒退之中。傳媒生態日益惡化，但我沒有任何一刻做逃兵的想法，繼續緊守崗位，盡責盡力地做好每一分鐘，為減慢香港衰敗的速度，略盡一分綿力。無奈時不我與，一個充滿頭巾氣的讀書人，只想為社會的進步盡言責，這樣的一個卑微的希望，最後都被粗暴剝奪，蠻橫制止。

此時此刻，應該認真想一想，即使我的傳媒生涯不馬上劃上句號，也可能要寫上時間頗長的休止符。太累了，我需要更長的時間更大的空間進行休整，理順思緒，思索未來。

三十年來，傳媒工作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，對新聞的關注、興趣和觸角，已進入我的細胞和血液，已成為身體的一部分，突然停頓，不但不慣，離開這個工作崗位，再無法每天為聽眾分析政事，暢談時局，更多的，更是不捨。

相信不少聽眾和讀者都跟我一樣，希望了解我這個做了烽煙超過十年，自問甚為稱職也頗受歡迎的節目主持人，突然被「叮走」的真正原因。連日來，我盡量心平氣和，設身處地，聆聽官方的辯解，但表面的和公開的理由，卻愈說愈糊塗，語意含混，前後不一，邏輯犯駁，總之就是不堪入耳的一堆廢話。先有結論，再堆砌理由，是很難沒有破綻的。

有朋友問我，為何他們要選這個敏感時機，鄧忍光上台只有三個月，明年又是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年，不怕招人以柄嗎？甚麼敏感時機，甚麼話柄，看來他們都一概不怕了。經過密集的幕後吹風和游說，無論政黨、工會和意見領袖的反應，都不痛不癢，相當溫和。相對一個政府機器，以個人微不足道的力量，又能做到甚麼呢？

連日來，無論是記者、聽眾和觀眾最關心，問得最多的，是《頭條新聞》會否遭逢同樣的命運。我答不上來。這季完了，下一季還會回來，再遲些就難說了。節目改革、更新角色、觀眾要求、重整路線….全部都可以是自圓其說的理由。做了八年的《自由風》都可以突然終止，更惹火，更富爭議，曾有高層發話點名批評的《頭條新聞》，還會遠嗎？

在強大的國家政府機器面前，香港傳媒何其脆弱，只要敢撕破臉皮，連「核突」都不怕，有人肯人打前峰胡扯硬來，有甚麼「污糟工」不能完成任務！

這一天，終於來了

(吳志森‧明報‧20111129)

這幾天接受記者訪問，我說得最多的，是「突然」和「不解」。事前沒有任何徵兆，也沒有絲毫心理準備，被宣布撤去做了近八年《自由風自由phone》主持人的職務，任何人都會覺得「突然」。「不解」，是因為港台高層管理人員，向公眾解釋交代撤換節目主持人的原因，理念混亂，邏輯犯駁，先有決定，再堆砌理由，如斷截禾蟲，接駁不起來，出現不少「蝦碌」場面。

在解除職務的飯局，港台高層先向我們說：「節目要改變風格，加入人年輕人元素，讓聽眾多點時發表意見，留下一個主持人就夠了」，然後對外又說「主持人太多偉論，意見凌駕聽眾和嘉賓」，究竟哪個才是真的？如果「多留時間給聽眾發言」是真正理由，定個硬指標好了，主持人說話時間不得超過20%，留下八成時間給聽眾發表意見，不就可以了嗎？自問在傳媒經驗豐富，各種型節目相信都可勝任，有必要動這麼大的手術嗎？如果是因為主持人的立場與觀點，令港台一些人甚或高官容不下，不妨開門見山，又何必鬼鬼祟祟，吞吞吐吐？

港台高層表面輕描淡寫，背後卻緊張到不得了，當成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來抓。港台中人，四出打電話向意見領袖、政黨中人、工會代表，包括多位民主派人士吹風游說，解釋裁撤節目主持人的理由。部分人顯然被說服了，即使表示關注，也是不痛不癢，語意含糊。

背後吹風，理由愈講愈亂，我特別留到又有另一款理據：「去個人化」，主持人個人風格太強，說話也太多，變得「有你講冇人講」，不同意見的聽眾不會打電話來對話，換個中立持平，搜集資料純講背景不表立場只做協調的主持人，更加適合，更說這是應聽眾的要求。

這種說法，就令人更費解了。《千禧年代》和《自由風》存在多年，風格相異，主持人的立場也有所不同，而長期收聽率高企，主持人各有擁躉，也相當受歡迎，說明聽眾還是喜愛這種風格突出，立場鮮明的「烽煙節目」。現在突然說應聽眾要求，倒退到二、三十年前烽煙節目的風格，指揮交通的協調員又要重新出場，這種違反常識的說法，如有任何事實根據，請拿出數據來評評道理。突然轉變，究竟是回應聽眾的要求？還是揣摩領導的要求？令人充滿想像空間。

坊間有不少評論，認為我的立場親民主派，對不公平不公義的人和事批判力度猛烈，批評AO空降港台也不留餘地，因此得罪權貴，成為眼中釘，要除之而後快。目標是我，為了不留人家口實，拉周融陪葬。也有相反論調，說周融親建制，不少港台中人不喜他已久，想盡辦法要他離開，我因此要我淪為秦俑。

我沒有任何證據推斷誰人被有計劃謀殺，誰人被無辜陪葬，但肯定的是，兩個有個人風格的節目主持人都相繼陣亡。節目沒有個人風格，客觀效果就是「去個人化」、「去政治化」、「去尖銳化」和「去稜角化」。在公義倒退，民怨惡化的今天，用「四化」的方式主持節目，用淡如白開水價值中立的態度對待備受爭議的政治社會民生問題，各打五十大板，大而化之，眾聲喧嘩，然後含糊處理，「多謝各位聽眾，今日意見紛陳，客觀持平中立啲咁睇，各有各道理，真係冇辦法達成乜嘢結論，下次有機會再傾過」，節目將會產生甚麼效果？不問可知了。

自去年12月至今，左派報紙對我指名批判攻擊的文章，多達70篇之多，除了拿著我在烽煙節目的片語隻語，評論文章中的斷章取義來謾罵抹黑和扣帽子外，說得最多最肉緊的，是要港台炒我，中止我做烽煙節目主持。

黃華麒時代，內部點名要辭退我《頭條新聞》主持職務，後來因為消息洩漏了事情鬧大了才收回，說是一場誤會。接著，左報對我的批判火力升溫，要求炒我之聲變本加厲。黃華麒時代做不到，政務官空降廣處長的鄧忍光上台三個月，對左報的期望達到了，更超額完成任務。

港台高層解釋，撤換主持人的安排，由下而上蘊釀經年，半年前己經拍板，鄧忍光上班第二天，團隊遞上方案，鄧處長欣然接納。千方百計保護處長，讓他置身外，免成眾矢之的，護主之情，溢於言表。鄧處長是港台總編輯，同一時間裁撤兩名受歡迎節目的主持人，不能不說是重大決定，由此而引起的後果，作為總編輯的處長能撇清關係嗎？

打從七、八年前從早上的《千禧年代》莫明其妙調到黃昏的《自由風》，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，打從那天開始，在這二千多個日子裡，我時刻都準備著這一天會到來。這一天，終於來了。

回歸十多年，香港日益衰敗，基本人權、新聞自由、言論表達…通通都在倒退之中，更令人憂慮的是，港人對這些不祥現象，不但缺乏應有的強烈反響，反而處之泰然，默默承受，甚至視為識時務者的理所當然。我今天面對的處境和遭遇，是如此大氣候中遲早出現的一段小插曲而已，何足道哉！

想到此，我沒有憤怒，沒有不忿。在港台多年，認識不少朋友，他們思想開明，擁抱普世價值，跟我有很多共同語言，亦常把公共廣播的理念掛在口邊。但今次在幕後台前推動和操刀的，卻偏偏就是他們，面目愈來愈模糊，也愈來愈陌生，驅使他們的，是權力？是欲望？還是甚麼？我只是失望，是對人的失望。

年紀漸長，火氣也減低了。朋友從海外寄語，贈我海明威《老人與海》的傳世名言  "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."「一個人可以被毀滅，但不能被擊敗。」自勉共勉。